不中不西

【博主按】赵文兄翻译的《灵长类视觉》已经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帖他为该书所写译后记，以示庆贺。

译后记

《灵长类视觉》并非一部研究“灵长类动物学”或“灵长类视觉”的著作，而是关于灵长类动物学话语如何被建构为一种秩序化“视觉”的批判之作。此书的抱负是非凡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想让这本书对灵长类学学者、科学史家、文化理论学家，对广义的左派，对反种族主义者、反殖民主义者和女性运动，对动物，并且对严肃故事的爱好者产生影响”（p.3），此书的叙述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理论综合的产物，涉及文化生产理论、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和社会研究理论以及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理论的运动和理论。作为唐纳·哈拉维的代表作之一，它以文化研究的方法将批判的触角深入到了通常被现代科学话语视为禁脔的“生物学科学”及其历史之中，并深刻地推动了当代文化研究版图的改变。

用几个关键词来把握这部抱负非凡视野宏阔的著作，似乎可以更切近地理解作者的写作旨趣。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隐喻”。早在1972年，哈拉维在耶鲁大学生物系就是以“隐喻”在20世纪发育生物学研究中的作用特征的论文获博士学位的。“隐喻”在《灵长类视觉》中也是哈拉维在灵长类学科学话语与社会文本之间建立文本化关系的核心概念。在“灵长类视觉”的第一阶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灵长类动物学秩序之中，占统治地位的“隐喻”以纪念碑性的形式体现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建筑文本之中。那里不仅有最早的灵长类动物展览馆，而且其秩序形式与“民主、清教主义基督教、冒险、科学和商业神圣化”（p.27）的父权制隐喻密切无间地契合一致，这正是早期灵长类学的秩序

应该是2007年的夏天，我和谢少波老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相识，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希利斯.米勒，会议组织大家游览三峡，中途谢老师因为腹泻登岸离去，进了医院。国内的环境、特别是食品卫生自然和加拿大无法相比，十几年甚至二十来年生活在加拿大的谢老师自然难以适应了。当年我在我校的汉学院工作，接触的是各国留学生，刚到中国的他们，很多人都被腹泻折磨过。这腹泻就像《水浒》中新囚犯必须经受的那一百杀威棒一样。

2007年到2011年，四年间和谢老师并无任何联系。2011年5月，谢老师回国探亲，在王逢振老师的陪同下来到他此前从未涉足的西安，我当今地主之宜。陪谢老师参观了汉阳陵、兵马俑、碑林等地方，也品尝了地方风味的小吃。真正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谢老师和我们这个读书会的两次谈话。谢老师来西安之前，就通过王老师跟我讲：他在北京耳闻了我们这个读书会的存在，来了之后希望能见到诸位。两次谈话很愉快，其中一次是晚上在长安南路一家茶秀里，一致聊到晚上12点。

前段时间，谢老师发邮件给我，说他在书店里看到阿尔都塞所著的《马基雅维利和我们》这本书，知道我们这个读书会关注的人物之一就是阿尔都塞，他给我们买了这本书，让我告诉地址，他给我们寄来。现在这本书到了。谢老师，谢谢了！

二月二，龙抬头。今天你扎堆剃头了吗？

电视塔西侧有一条新开的路，路旁有一家面馆，名曰“关中老碗”专卖陕西面条，硬件不错，唯独管理跟不上。这里的碗碟餐具很特色，粗、笨、沉、大。碗比头大、没点臂力还真端不起。由于碗大而深，相形之下桌子就有点高了，吃饭的时候得抬着肘、趴在碗边上吃，比较费劲。我所拍摄的依次是大碗、小碗和汤碗。第三张图是反向拍摄的。

我有个梦想的书屋，四面敞亮，一直在心中。真实的办公室呢，则是学校所赐，暂时借给我，地点在北大老化学楼的三层，挨着女厕所，很小。我刻了块匾，不好意思挂起来。

我说，北大有个临湖轩，我有个临厕轩。

“待兔轩”是我的斋号，命室之由见我的小书：《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的第一种，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在那本书的自序中，我讲了个故事，这里不再废话。

我是个为兴趣而读书而写作的人，书是副产品。我从没想过读多少书才算合适，也从没想过写多少书才算合适。读书写书，只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玩哪儿算哪儿，不是为了学校，不是为了教育部，更不是为了他们的钱。

三十余年，弹指一挥间，我居然写了不少东西。本来就是加速度，缓慢上升，2000年后，突然提速，和生理水平相反（我的记忆正加速流失），回头一看，吓一跳。

以前写得少，名气小，出版难，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为了单位和学术界，为了领导和老同志，为了“媳妇熬成婆”，我浪费了太多?时间。

后来，等我终于“熬成婆”，我觉得非常失落。为了会议，为了评审，为了各种固辞再三不得已的“红白喜事”，我还是一样身不由己。我问自己，难道你就这样下去吗？

早晨，到清华散步，站在王国维的纪念碑前，我常常想，陈寅恪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自由”不是白来的（The freedom is not free）。

我请人刻过一方印，印文是“小字白劳”。“零”的意思就是“白劳”。

“白劳”就是代价。

“白劳”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学界并不例外。